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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針對社會普遍關注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問題，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語出驚人：“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直在努力阻止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提高。”高培勇認為，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來刺激內需的說法不成立。目前全國4000萬個稅納稅人中，工薪者占30%，所占比例不高，這種情況下提高起征點，并不能有效擴大內需。(3月22日《濟南日報》)

??? 如果僅以拉動內需作為提高或降低個稅起征點的理由，顯然不足為憑。因為，改革個稅的目的主要理由是調節(jié)個人收入，實現(xiàn)社會公平，防止貧富差距懸殊。

　　然而阻止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的一個未能言說或語焉不詳?shù)睦碛墒?，提高個稅起征點反而會讓高收入者受益，而低收入者獲益不多。這個問題被指稱為提高個稅起征點的“效益悖論”。中國人稅收制度在個人所得稅上實行的是9級累進稅率，以提高400元為一個級別，每個級別的獲益是減少稅款20元。以現(xiàn)行的2000元收入為起征點，扣除2000元后的收入需要納稅。如果起征點調到3000元，則收入為2400元的可少交20元(多收入20元)，而收入為2800元的則少交40元(多收入40元)，收入3000元則少交50元。所以，從這種相對意義上看，提高起征點反而有利于高收入者。也許，這是社科院一直阻止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原因之二是，個稅占中國稅收總數(shù)的比例不高，在個稅上調節(jié)并不能讓廣大的低收入者獲益。以2004年的個稅為例，當年的個人所得稅收入是1737億元，而稅收總收入是24165億元。個人所得稅只占稅收總收入的7.2%。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，最主要的是增值稅，占36.7%；其次是企業(yè)所得稅，占20.0%；第三是營業(yè)稅，占14.7%；最后是進口品的消費稅和增值稅，占14.3%。這四項稅占了全部稅收的85.7%。

　　所以，茅于軾先生認為，與其提高個稅起征點，還不如下調利息稅、增值稅等更能讓低收入者獲益。而公眾對這些稅收大頭并不敏感，原因是在表面上沒有看出來自己所交的大部分稅是在利息稅、增值稅里面，例如每個人從超市買東西、打電話、用電交電費，價格里面都包含著稅，只不過收據(jù)上并不寫出來。從這個層面看來，社科院一直阻止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與茅于軾先生不謀而合的。

　　但以上的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腳呢？也未必。其一，盡管提高稅收起征點可能相對讓一些高收入者更受益，但是，從絕對或另一種相對意義上看，還是讓低收入者獲益了。稅收起征點從2000調至3000至少對低收入者家庭是一種絕對獲益，因為有更多的低于3000元以下的人就可以不納稅了，而只是讓收入高于3000元以上的人納稅。其次，如果從下調利息稅著手，可能還是讓富人獲利更多，因為富人的存款當然要遠遠多于窮人。

　　其實，社科院一直阻止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可能還有另一些理由。比如，如果提高起征點，則政府的稅收會減少，而且目前全國繳納個稅的人數(shù)占總人口比例不到2%，如果再提高個稅起征點，納稅的人就更少，不利于培養(yǎng)公民的納稅意識。

　　然而，稅收的調整應歸回歸到實現(xiàn)社會公平，防止貧富差距懸殊上來。而要實現(xiàn)這個目標，當然應該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，但也要調整稅率，包括調整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。只有把調高個人所得稅與改革稅制相結合，才能既有利于窮人，達到稅收的二次分配作用，實現(xiàn)社會公正，而不是相反去阻止提高個稅起征點，并賦予其冠冕堂皇的理由：拉動內需。當然，在這方面高先生的話也是有理的，即不能把焦點全部集中在提高個稅起征點上。